中金公司报告通过研究总量目标，希望把碳达峰的数值以及今后10年的碳达峰路径表述得更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上还存在不少缺失。比如，为实现碳达峰，2030年碳排放强度需要比2005年减少65%，那么大家必然要问2005年碳排放到底是多少？又比如，2030年我国森林积蓄量要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那么大家也需要知道2005年中国森林积蓄量到底是多少？以及每立方米森林积蓄量年平均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但这些数据并不清晰，也没有主管部门或者权威单位公布过。一种可能性是，我国基础工作过去做得不够扎实，存在数字缺失、数字不一致、以及数字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我国气变的政策态度转变之前，数字模糊一点，方便在数字上打“太极拳”，政策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中金公司研究部花了很大力气测算，得出了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净值约为108亿吨二氧化碳的初步结果，为什么没有主管部门或权威单位直接给出这一目标？是因为没有2005年的准确数据。中金公司是根据2017年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数字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费心劳神地去测算这个数字？因为无论今后碳减排的规划、路径的选择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特别是定价问题），都和碳达峰的数值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108亿吨这个数字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涉及数据口径问题。中金公司报告提出了2005年碳基准的测算方法。这个基准的口径需要明确，究竟是指毛排放的总量还是净排放的总量，是只包含二氧化碳排放还是也包括其它温室气体？此外还涉及到尚未公布的2020年碳排放总量数据以及今后10年的减排力度和轨迹。如何用统一口径来推算，尚存在挑战。

其次是GDP可比性问题。2030年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65%的任务，这就需要知道2005年到2030年可比GDP到底增长了多少。虽然用GDP平减指数或者增长率来计算可比GDP，在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在数据使用上还需略加小心。比如增长率的年初数据（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最终核实数以及普查后修正数有时候差距会很大，特别是2005、2006和2007年比较明显。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GDP在使用上和可比性上没有显著意义上的可争议之处。此外，估算今后10年我国GDP平均增速需要假设，而不同增速假设就可能出现一个结果的估算区间。这些都是我们计算总量目标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这件事在逻辑上也存在可受质疑之处。如前所说，中金公司是根据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推算得到2005年碳排放强度，再考虑65%的强度下降以及2030年的GDP估算，从而得出108亿吨的净排放峰值。事实上，在核实了以往可比GDP的基础上，2005年排放强度、2017年排放强度、2017年比2005年下降了46%这三个数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知道其中两个就必然知道第三个。之所以没有人正式确认2005年的数据，有可能有其它原因，或者没打算告诉你。当然你也必然会问为什么。

总之我认为108亿吨碳排放量这个数字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与目前所获得的其他研究报告所提出的数字相比，108亿吨有可能偏高了。

中金公司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碳达峰与碳中和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也的确需要通过碳市场来引导投资为碳减排、碳达峰和最后实现碳中和进行努力。碳市场对投资的激励作用实际上有两层：第一层，碳市场能够鼓励即期增产/节约，通过在当期现有能力下增产/节约一些，争取促进碳平衡。第二层，受短期内减排技术参数相对刚性所限，当期增产/节约的潜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还必须依靠引导跨期投资来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碳市场能够在这方面给出投资信号，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这一层激励作用至关重要，碳达峰与碳中和将更多依靠正确的投资、有效的投资来加以实现。

中金公司报告提到，至2060年我国绿色投资需求总额是139万亿元，相信这是以2020年人民币价值计算的。对于这个数据，各个机构测算的结果不太一样。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3月公布的报告中指出，2050年之前，全球规划中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必须增加30%至131万亿美元，按照目前全球碳排放中国约占比三分之一和当前汇率简单估算，中国一家就需要大约283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能实现，如何引导好、激励好这么多的投资，碳市场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碳市场也有受到质疑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碳价格存在波动和不稳定。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把碳配额的价格和绿色溢价两种概念进行对比，然后各取所长，在不同地方加以应用，这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要看到，未来的碳价格之所以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未来技术发展以及未来技术的性价比存在不确定性，给相关的投资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很多投资是中长期的，因此这些投资的核算和未来的回报也存在不确定性；其二是，为照顾到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过渡性安排，其中许多做法是对部分碳排放权实行减让，不纳入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或碳税税基，包括免费配额和低价配额等做法。此外，在减排进度上可能前松后紧、也可能前紧后松，当然最好是实现动态优化安排。由于动态安排的减排量有波动，所以进入碳市场的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碳价格。其三是，政府财力以及政府对某些行动给予补贴的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补贴后的价格形成。因此在寻求未来减排路径的同时，要正视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碳价格的影响。

中金公司认为统一碳价可能存在问题，指出需要差别碳价，这个观点值得推敲。差别碳价在经济学原理上可能存在问题。当前全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地球村，在大气层中并不能分出温室气体是哪个行业排放的，每一吨二氧化碳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一样的，消化或者减少每一吨二氧化碳所需要的综合代价（而不是边际代价）也应当是一样的，因此我认为碳价应该是同一个价格。至于各个行业的绿色溢价可能不一样，政策安排也可能不一样，是指即期的边际效应不同。其实应对这种差别，在行业方面有产业政策，也有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产生的差别待遇会给各个行业带来不同的激励机制，因此不同行业减排的推进不一定非要从差别碳价上做文章。

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抓住芝麻丢了西瓜”。碳减排中最大的“西瓜”是发电行业，其碳排放占比世界平均看是41%，中国还要高，大概是52%左右。中金公司报告明确提出未来要扩大电气化，例如通过用电来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时将发电转化为绿色电力或者是零碳电力。所以未来发电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还将大幅度提高，中金公司预测到2060年电力占比将达70%左右。虽然各行业碳减排都要有所行动，但是由于排放量不一样，自然对碳配额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别。

习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装机容量还要通过年均发电小时及电网接纳能力的数据分析，把装机容量变为年度发电量供给。在这里不同发电设备的年均发电小时数就变得非常关键。对非电力专长的经济学者，我给出一组轮廓性的概念（为方便记忆，数字作了近似），光电年发电小时数大约是1500小时，风电是2500小时，水电是3500小时，煤电或者火电主力是4500-6500小时，核电是7500小时。可以看出不同发电来源的年均发电小时差别是很大的，而且中国的实际数还略小于这组数，目前中国光电的年均发电小时数还不到1300小时，光照弱的地区连1000小时都到不了；风电实际上也只有2100小时左右；火电可以高达6000-7000小时，但目前中国火电年平均实际上还没到4500小时，才4200小时。所以从装机容量到发电电量，再到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这中间有折算关系。目前一部分分析人士对电力行业减排转型给出了过分乐观的看法，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中的技术难度。电力行业要全面涵盖电源、电网、以及输配电等，要注意装机容量和发电小时的关系，以及间歇式发电和调峰、储能的关系。

另一方面，再谈谈新增装机容量所需的投资资金量，即多大的投资才能达到所需的装机容量，这里主要包含装机成本，装机成本如何摊入供电运行成本，与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有关，为此电网性能（包括线损）、储能、调峰、输配电投资成本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如果只看装机成本的数字，很容易受到鼓舞，因为风电、光电装机成本已降到比较低，比火电和核电低。核电是最贵的，但核电投产后一年会发电7000多小时。目前，煤电的投资回报率仍是很具竞争力的，但如要求大幅减排，可能需要CCS（碳捕获与存储）设备及投资，投资成本显著上升。此外，CCS运行成本也很高，会使厂用电大幅上升约20%左右。当然，CCS技术上还不成熟，有待发展，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并加以支持。这些都要放入对电力行业未来投资量的测算里面，只算新型电源的装机成本显然是不够的。然后要问，电力方面的新投资未来靠什么回收？如果仅靠供电收入本身的回报是不够的，必须靠碳市场（或者碳税）来补充，才能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吸引足够的投资进来。这些判断应与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一致起来，不应产生误导。

与此类似，还有森林积蓄量的碳吸收的能力问题。一方面，这方面我们也缺少基准数据和参数。比如2005年中国的森林积蓄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积蓄量到底能吸收多少碳？按照中国具体的情况，到2030年要增加60亿立方米的森林积蓄量，还需要树木品种、地理分布、树龄分布等参数，才能测算出每年大概需要新种多少树，路径演进如何，在碳达峰时大概能够吸收多少碳。

此外，从行业结构来看，要注意行业划分上的区别，以便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过去习惯用生产法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中国第二产业碳排放特别多，电力占比近70%，这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这种划分方法与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导致不太好作国际比较。欧美的碳排放第一大行业是发电，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建材（含建筑钢材）与保温。如果在电力、交通和居住三组分下大功夫的话，80%以上的碳减排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种划分方法强调了人类居住的耗能和碳排放，人类居住需要建筑、城镇化、一部分基础设施及保温（供暖及制冷），这一目的之中的各项活动占了相当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此要相当重视。如果把居住有关的相当一部分排放放在第二产业生产活动里，容易有误解和误导。

中金公司报告的一个贡献是，强调了使用CGE模型（即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政策进行分析与论证。CGE可以干两件更重要的事情。一是CGE模型略加改造可以处理有配额的一般均衡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的任务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分解给各省市、各个部门，而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同时由于激励机制不够，可能使得任务最后完成不了或者出现虚报。而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主要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且有配额限制的情况下，整个机制怎么工作的问题，尤其是可以论证如何防止过于依赖行政手段。

第二个重要作用是，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出于对GDP、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质量等多种因素考虑，可能会设计过渡性安排，包括配额释放的速度、是否全价配额等都可以有不同安排。对这些不同安排如何进行论证选优？可以利用跨期的CGE模型来进行系统模拟。CGE模型可以有配额，配额还可以有不同设计，这样就可以论证路径，从而进行多方面政策分析，帮助找到最优的路径安排。

最后讲一下，国际上很重视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中强调绿色治理，绿色治理也需要体现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当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争议，一些具体问题尚无解：一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都认为，发达国家对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远远不到位；二是存在跨境碳排放问题，也就涉及到贸易的跨境调节税，还有跨境飞机、跨境船舶等在国际领域内的碳排放问题。现状是，对跨境碳排放应予以调控，这相对比较易于达成共识；但收税或收费应进谁的口袋则争议巨大，大家都想把钱放进自己口袋，这就表现出国际共识不够，影响国际行动，也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真正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宗旨，以二战以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参考模板，大胆设计，大力推动。

要做好绿色治理必须要夯实数字基础，搭建可计量、可核算、可定价、可评估、可激励等的绿色治理制度和体系。这是使各个部门都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中国目前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够，很多问题尚在初步讨论之中。对此，可适时借鉴和采用MRV体系（Measurement、Reporting、Verification，即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一些做法，这也是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

以上是我阅读中金公司《碳中和经济学》研究报告后，对其中若干问题的一些感想。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根据周小川3月23日在中金公司“碳中和2060”论坛上的发言整理）